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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黄金时代》当许鞍华遇上萧红

许鞍华:越压抑,越动人



1979年的《疯劫》,1982年的《投奔怒海》,包括1999年的《千言万语》等,许鞍华的早期作品充满了雄性的、战斗性的气魄。在号称“香港新浪潮” 旗手的一批电影人当中,许鞍华的锐气一点都不输同辈的徐克。相比徐克“电影物理学家”般的解构与重构风格,许鞍华则又多了一份作为女性导演的细腻与沉着。 她的后期作品关注女性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命运起伏。从《女人四十》、《姨妈的后现代生活》、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,到2011年为叶德娴在威尼斯赢得影后桂冠 的《桃姐》,我们看到,比起其他男导演,许鞍华能更直接并深入地揣摩到女人的细微心理动态,同时,又能站在一个近乎全知的多重立场上讲述不同年龄段女人的 故事。

萧红,一个民国女作家 许鞍华此番《黄金时代》中的萧红可能是她所有影片的女性人物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,同时也是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位。 命运对于女人总有不公,特别是杰出的女人。就像莱尼·瑞芬施坦所说:“女人是不允许犯错的。”

影史奇迹般的纪录片《意志的胜利》、《奥林匹亚》系列的女导演莱尼·瑞芬施坦(Leni Riefenstahl),在德国纳粹时期深受希特勒的赏识,纳粹高层准许下的几乎不计成本的疯狂投入和支持,让她可以自如的把才华发挥到极致。而战后她 则毫无疑问的成为了众矢之的,因为她当年几乎把魔鬼拍成了上帝的模样,因为她的电影让无数德国青年以身着纳粹军服为荣,更因为她是个女人,人们自然而然的 把她与希特勒的关系使劲地往坏处想。很多二战中为法西斯政权服务过的艺术家在战后仍然受人尊重,但好莱坞则让莱尼“滚回去”,她似乎永世不得翻身。后来的 影评人理查德·考利斯如是说:“那是因为《意志的胜利》拍得太好,加上,她的风格,加上,她是个女人,一个美丽的女人。”

[caption id="" align="alignnone" width="500"]《黄金时代》拍摄花絮 《黄金时代》拍摄花絮[/caption]

萧红也同样才貌双全,但与她的文学成就比起来,萧红的人生是一次没有定义的悲愤漂泊。萧红年轻时就有《毕业生》中男女主人公般的疯狂,她在初中毕业之际逃 婚,与男友私奔出走北平,即便后来因为盘缠用尽回到哈尔滨,也坚决同居在一起。但两年后,男友将怀孕的萧红抛弃,在旅馆老板因为房租问题准备把她卖到妓院 的时候,哈尔滨《国际协报》编辑萧军急忙赶来解救,萧红这次等来了她的创作同行者和六年的同居伴侣。萧红跟萧军一起辗转南下,她在青岛写完了成名作《生死 场》,并与萧军共赴上海。然而上海则成为这段感情破裂的开始,萧红在上海与鲁迅的相遇,成为后人对“相见恨晚”一词的最佳解释。 萧红最纠 结也最幸福的一段人生旅程,也同时成为了鲁迅灵魂深处最大的欢悦和最难言的挣扎与孤独。从萧红写就的《回忆鲁迅先生》那满布细密的痛楚,但又白描般平静真 切的文字中,后人感叹这世上最懂鲁迅、离他最近的人恰恰不是他那贤良勤恳的妻子许广平,而是这位“常来家里坐坐”的女作家。    相对 于鲁迅给他人的评价,他对萧红的赞美与赏识近乎穷凶极恶。鲁迅亲自给《生死场》写序,评价她为将来会取代丁玲而成为女作家中的佼佼者。是鲁迅让世人真正看 到了萧红的才华,给了萧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。而萧红以她女性特有的纤细与敏感,对鲁迅灵魂深处的变化有着异于常人的感知。萧红曾对鲁迅的杂文和小说有过一 番评价(在聂绀弩的回忆文章中),聂绀弩认为那是他见过的对鲁迅作品最为恰当中肯的评价,超过了一切评论家。 但命运给二人开的玩笑很残 酷,他们在不可能成为人生伴侣的情形下相遇,只好紧紧握住了成为精神伴侣的机会。许广平无法给予的精神享受,鲁迅只能小心地从萧红那里偷来些;萧红本是大 家闺秀,一路南下受尽挫折,远离亲人的孤独需要倾诉和安慰。萧军虽与萧红同是操笔为文,甚至共享过创作的高潮期,但萧军对缠绵悱恻感情缺乏敏感和耐心,大 大咧咧的粗糙性格无法让萧红感受到心灵的温暖和自由。

萧红在《回忆鲁迅先生》中有这样一段描写: “那天下午要赴一个筵会去,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。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。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。为着取美,把那桃红色的,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,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: ‘好看吧!多漂亮!’ 我也非常得意,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。 鲁迅先生这一看,脸是严肃的,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着我们这边看着: ‘不要那样装饰她……’ 许先生有点窘了。 我也安静下来。” 眼前直觉的不适,让鲁迅不免流露出一些对于萧红那“唯一拥有者”般的审美占有欲。或许那强烈但无声的爱恋只有他们二人可以相互感知到,而鲁迅更是把那些难以言状的心理欲求深深地压在心间。 《回忆鲁迅先生》一文洋洋洒洒中一万六千多字,结尾处,萧红意味深长的提到一个细节: “在病中,鲁迅先生不看报,不看书,只是安静地躺着。但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着的。 那张画,鲁迅先生未生病时,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,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。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,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的花朵。 记得是一张苏联某画家着色的木刻。 鲁迅先生有很多画,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。 许先生告诉我的,她也不知道鲁迅先生为什么常常看这小画……” 1936 年鲁迅逝世,萧红在同年东渡日本,在东京写下了一篇《孤独的生活》,似乎是描绘出了自己后半生的影子。后来,萧红在西安与同居六年的萧军分手,在武汉将人 生唯一一次婚姻给了端木蕻良。接下来,萧红的人生标点变得清晰而苍白:战乱逃亡到重庆,后又来到香港,在香港乐道8号中完成《呼兰河传》,1940年7月 住进玛丽医院。1941年12月圣诞节,日军攻入香港,身患重病的萧红避难辗转十余处,在跑马地养和医院期间被误诊为气管瘤而动手术。术后情况愈恶。 1942年1月22日11时,在日属香港一个法国传教士所办的临时医务站,萧红匆匆走完了她跌宕起伏的一生。最终萧红的骨灰一半由端木蕻良私下埋于香港中 半山区圣士提反女子中学,另一半则葬在浅水湾,1950年代因香港地产开发,其墓地遭破坏,部分骨灰迁葬广州银河公墓。 诗人戴望舒写过一首《萧红墓畔口占》: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,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。我等待着,长夜漫漫,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。   越压抑,越动人

2014 年,许鞍华67岁,与《桃姐》中饰演住进养老院的家仆叶德娴同岁。养老院这件事,许鞍华的看法在《桃姐》中流露得较清晰,她并不把那看做某种难以启齿的旦 夕之地,片中的桃姐心情平静甚而乐观的在养老院中生活,去世的那天,刘德华饰演的主人也因工作而没来看她最后一眼。“现实中的Roger(刘德华饰演的主 人的现实原型)就是那样,他那天刚好在工作。”许鞍华如是解释道。她一直跟母亲生活在一起,《桃姐》中平和的主仆关系似乎是她们母女关系的写照。《桃姐》 取得了和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同样客观冷静但细腻动人的效果,大音希声,大象无形。平凡的生活和千丝万缕的人情世故的交糅,流露出某种洗尽铅华换来的难得的 平静与动人。

然而面对萧红这一复杂的角色,面对《桃姐》的口碑票房双丰收,手握巨资制作的《黄金时代》则不得不给人以强烈的期待。对这一个传奇人生的处理,许鞍华或许可 以唤醒当年“新浪潮”时期的那股战斗性。萧红在她的文章中写尽了人间的美好和疾苦,挣扎与不堪,在自己的人生中更是尝遍了痛苦、压抑、激愤和感伤,以及虽 难长久,但却隐忍而深刻的幸福。这些偏重的人生滋味,这些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之下,四处奔走的爱恨所孕育的能量,需要一个巨大的出口来宣泄。许鞍华自己 对这些五味杂陈的人物心理的把握,决定了银幕上汤唯版萧红的模样。 而观众则慢慢习惯并爱上了这种虐心的感觉,角色在她的人生中越是压得喘 不过气,她给我们的那一两个小时就越是充实饱满,回味无穷。在与角色通感的过程当中,我们虽然是他们命运的旁观者,但不是他们命运的主人。生活给他们的每 一个创伤都会给我们心里留下同样的疤痕,影片结束后,我们享受的恰恰不是那伤口愈合的过程,而是一遍遍的祈求再多来一点,再强烈一些。 民 国那风生水起的大时代之所以动人而堪称历史的黄金,就是因为千千万万风华绝代、不可一世的人物在大环境的洗涤中褪去了自身的繁华,或者浸染了新的光彩;而 无数的芸芸众生则随着大浪淘沙的时代节奏,演绎着人间最真实的爱恨情仇。许鞍华生于那个年代的最末端,在香港半个世纪的风雨凋零中,她也曾经是一个大时代 的弄潮儿,她镜头下的女人们撑起了无数小家和大家的半边天空,同时也扬起头来承受着时代和爱情给她们的沉重代价。 在华语电影极度缺乏鲜活有力的银幕形象的这些年月,许鞍华眼中的这位萧红则赶上了最好的时代。在基本可以把梦想变为银幕现实的今天,我们渴望看到一个足够动人的萧红,渴望她把我们带回那个黄金时代去拂去他们眼角的泪水,并为自己留下一抹宽慰的笑容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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